摘要：梁带村墓地和刘家洼遗址东Ⅰ区墓地出土铜兵器的研究，对了解两周时期芮国墓地丧葬制度、芮国与邻国在政治军事层面的关系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铜兵器出土情况考察和器物形制分析的基础上，对器物文化因素、兵器功能以及与铜兵器相关的葬制葬俗等问题进行探讨。结合史料记载，芮国墓地出土铜兵器及相关葬俗所反映的军事背景信息，正体现出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偏早阶段和春秋早期偏晚阶段至春秋早中期之际，芮国分别主要与虢国和秦国等在军事上存在相对紧密的联系。

芮国作为两周时期周王室的重要封国，长期以来主要存在于寥寥数笔的文献记载中。韩城梁带村墓地和澄城刘家洼遗址的发掘，为研究芮国历史和两周时期诸侯国的丧葬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1]。目前学界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型墓葬的葬制和墓主人的身份、墓地的国别归属、芮国世系、铜器与玉器所反映的礼制等问题，但对于墓地出土铜兵器的关注，还有待加强。笔者根据已发表的材料，对梁带村墓地和刘家洼遗址东Ⅰ区墓地所出的铜兵器及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一　铜兵器出土情况

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数量及种类等，发掘者将芮国墓地中的墓葬大致分为四个等级。铜兵器目前主要见于第一等级墓葬和第二等级墓葬中，以下即按照墓葬等级首先观察铜兵器的出土情况。

（一）第一等级铜兵器墓

梁带村北区M502，甲字形墓，墓向南，一椁两棺，随葬3鼎2簋。铜兵器有铜钺2件、戈2件、铠甲片1组等，主要位于椁室内的西侧中部（戈）、西北部（钺）、西南部（铠甲片）。其中，2件戈的援端或锋部出土时可见弯向一侧。

梁带村南区M27，中字形墓，墓向北，葬具为一椁两棺，随葬列鼎7件、列簋6件，另有1件坠腹簋。铜兵器主要包括钺1件、戈6件、矛1件、镞34件等。1件铜钺和1件铜戈位于椁室东壁北端，椁室北壁东西两侧均有铜戈，椁室东侧中部置1件铜矛，铜甲片位于椁室东侧、东南部和西南角，铜镞和锡盾置于椁室西侧中部。

梁带村南区M28，甲字形墓，墓向南，葬具为一椁两棺，随葬5鼎4簋。铜兵器主要有铜戈6件、矛3件、镞19件、盾钖8件、铠甲片140余片。兵器主要放在椁室内的东、西、南三侧，箭镞多位于椁室的北端。

刘家洼东Ⅰ区M1，中字形墓，墓向北，一椁两棺。该墓遭严重盗扰，残存铜戈4件、铜柄铁矛2件，前者位于棺椁之间，后者发现于盗洞内。

（二）第二等级铜兵器墓葬

梁带村西区M18，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北，葬具为一椁两棺，随葬鼎1件。有铜戈2件、矛1件。戈分别出于椁室西侧和棺顶东侧，矛位于椁室东侧。

刘家洼东Ⅰ区M6，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北，一椁一棺，随葬3鼎。铜兵器计55件，包括戈2件、矛1件、钖2件、镞42件、铜构件2件、甲胄6件，主要分布在墓室棺椁之间的东、西两侧，其中箭镞的位置相对偏南。

刘家洼东Ⅰ区M49，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北，葬具为一椁一棺，随葬3鼎4簋。铜兵器共62件，有铜矛3件、戈1件、镞37件、镦1件，以及钖和甲胄等。铜兵器主要放置于棺椁之间的东、西两侧，另有1件铜柄铁剑置于北侧棺椁之间的中部。

二　类型学分析与分期

梁带村墓地和刘家洼遗址东Ⅰ区墓地出土的铜兵器主要有戈、矛、镞、钺、匕、钖、甲胄等。依据所公布的资料，选择前四者为典型器物进行类型学分析。（图一）

图一　芮国墓地出土铜兵器分组 （全图比例尺不统一）

1.刘家洼 M6:45　2.梁带村 M18:4　3.梁带村 M28 :49-3　4.刘家洼 M6:137　 5.刘家洼M49:150　6.梁带村M27:940-1　7.梁带村M18:21　8.刘家洼M49:32　9.刘家洼M49:33　10.梁带村M28:38　11.梁带村M502:102　12.梁带村M27:817　13.梁带村 M27:818　14.梁带村 M27:815　15.梁带村 M27:859-1　16.梁带村M27:845　17.梁带村M502:93

铜戈　依形制大致分为四类。

直内有胡戈　胡部均有两穿。根据胡的长短可分为两型。

A型　胡较长。共19件。

Ⅰ式援部较长。标本为梁带村M502:102。（图一:11）

Ⅱ式援部较Ⅰ式短。标本为梁带村M27:817。（图一:12）

Ⅲ式　援部更短。标本为刘家洼M6:45。（图一:1）梁带村M28:48、刘家洼M49:164也属于此式。

B型　短胡。共1件。标本为梁带村M18:4。（图一:2）直内无胡戈圭首形锋，直阑，上下各有一长方形穿。共1件。标本为梁带村M18:21。（图一:7）銎内有胡戈圭首形锋，胡上有两竖长方形穿。共1件。标本为刘家洼M1:189[2]。三角形有銎铜戈中央镂空，阑上有銎。共1件。标本为梁带村M27:818。（图一:13）

铜矛　矛身呈柳叶形，根据叶身、器体及纹饰特征分为两型。

A型　柳叶状窄叶，体修长，骹上有纹饰，包括龙纹、云雷纹、弦纹等。共2件。标本为刘家洼M49:33。（图一:9）

B型柳叶状宽叶，器体相对较短，少见纹饰。

Ⅰ式叶身稍宽，骹部长度略短于叶身。共3件。标本为梁带村M27:845。（图一:16）梁带村M18:16和刘家洼M49:32（图一:8）也属此式。

Ⅱ式叶身变窄，骹部长度明显短于叶身。共4件。标本为梁带村M28:38（图一:10）和刘家洼M6:91。

铜镞　根据有无翼和整体形制可大致分为四型。

A型双翼，中部起三角形脊，翼脊间有镂空。共95件。标本为梁带村M28:49-3（图一:3）、刘家洼M6:137（图一:4）和刘家洼M49:155。

B型双翼，翼与中脊相连，隆脊呈折棱形。共8件。标本为梁带村M27:859-1。（图一:15）

C型无翼，镞身分段，顶端呈圆锥形，中部为较细的圆锥体，下接较细圆铤。共5件。标本为梁带村M27:859-2、梁带村M28:39-1和刘家洼M49:150。（图一:5）

D型三棱，尖部锋利，铤较长。共24件。标本为梁带村M27:940-1。（图一:6）

铜钺　钺身呈不规则半方圆形，兽首含銎，以銎固柲。共3件。标本为梁带村M502:92、梁带村M502:93（图一:17）和梁带村M27:815。（图一:14）

根据铜兵器型式变化和整体器物组合情况，可将上述单位大致分为两组。

第一组包括梁带村M502、M27等。根据同出的铜器及陶器判断，该组年代应主要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偏早阶段。

第二组主要有梁带村M28、M18，刘家洼东Ⅰ区M1、M6和M49等。其年代约相当于春秋早期偏晚阶段至春秋早中期之际。

三　相关问题探讨

目前资料显示，梁带村墓地时间跨度约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刘家洼东Ⅰ区墓地的年代同样为春秋早期。刘家洼铜器墓与梁带村偏晚阶段的铜器墓基本同时或稍晚，表明梁带村与刘家洼遗址很可能存在前后相继的关系。因此，我们应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分析铜兵器和相关葬俗的变化。

（一）器物文化因素

东周时期已经形成周郑晋卫、齐鲁、燕、秦、楚与吴越文化区[3]。梁带村墓地和刘家洼遗址分别所在的韩城与澄城，即主要位于或紧邻周郑晋卫文化区（或称为三晋两周文化区）。芮国墓地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通过上文器物类型的分析可以看出，所出铜兵器主要延续西周时期的文化特点，以三晋两周地区的传统因素为主，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自身特点，而所含的外来文化因素主要是受西部和北部地区文化的影响，这些体现在无胡三角援戈、有銎戈、半环形钺和铜柄铁剑等器物上。

无胡三角援铜戈在黄河流域的流行大约止于西周中期，其在西周时期，以关中西部及邻近地区尤其是宝鸡一带为集中[4]。春秋早期偏晚阶段的梁带村M18出土的直内无胡戈，圭首锋，三角形援稍窄长，内宽小于援宽，或就体现了与西部的某种文化关联，属于在三晋两周地区改制产生的变体。此外年代相当于春秋早期偏早阶段的梁带村M27出土的有銎铜戈标本M27:818（图二:1），援部相对较短，器身整体呈三角形，阑上双銎，銎上有布纹痕迹，该器物出土时连接有木柲。这件器物是首次发现的两周时期青铜兵器新种类。商周时期北方地区常见銎式武器。而西周早期泾阳高家堡墓地发现的双环銎铜戈标本71M1:14[5]（图二:2），现藏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的据传出自浚县辛村的有銎戈[6]（图二:3），二者的援则宽阔，均近三角形；崇信于家湾出土了三角援双环状銎戈标本M58:1[7]（图二:4），宝鸡竹园沟也见有上下阑的明器化三角援戈[8]（图二:5），年代约当于战国早期的卫辉山彪镇M1亦发现有援短阔近三角形的短銎戈[9]。（图二:6）因此若依时代早晚和地域分布推测，梁带村标本M27:818所融合的器形风格不排除与北部和西部边地存在一定的联系，只是前者的镂空、上下阑、双环銎等特点更加鲜明，器物演变的中间环节还有待填补。与此相应的是，梁带村M27还出有金质剑鞘和玉剑，二者虽非铜质兵器，但同样体现着一定的边地风格[10]。

图二　铜戈

1.梁带村M27:818　2.高家堡71M1:14　3.辛村所出　4.于家 湾M58:1　5.竹园沟M7:152　6.山彪镇M1:161

梁带村M502和M27出土的半环形钺同样颇引人关注，在白草坡M1、叶家山M65、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藏品、上海博物馆藏品、张家坡M170、邹城小彦村等也见有同型器物，据统计至少已有10件[11]。白草坡墓葬发掘简报曾作推测，认为此类器物“似是商弯刀和周初康侯斤（按：即康侯刀）一类兵器的演变”[12]。张昌平分析指出这类钺可能是作为权力象征的斧形钺和卷头刀的混合体[13]。严志斌也将长体卷首大刀（即前述的卷头刀）视为半环形钺的来源[14]。笔者基本赞同这类观点。循此思路来看，虽然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卷首刀出于盘龙城，年代约当于二里岗上层晚段，但其未见环状銎，钩卷的刀锋也较小，器物整体形制与后来的半环形钺差异较大，故难以作为后者演变发展的直接源头。大约在殷墟二期时，长体卷首刀传至关中地区[15]，刀锋翻卷较甚，且跨度较大，如西安老牛坡临72·929[16]。（图三:1）而陕晋南流黄河两岸则在殷墟三期或稍早阶段已出现銎式长体刀，多为直刃无锋，如陕北绥德任家沟所出铜刀[17]。（图三:2）高西省推断殷墟地区卷首长体刀的源地应在南流黄河两岸[18]。结合上文分析，或可大致描绘出殷墟地区有銎卷首长体刀的主要形成过程，长体刀的卷首风格北上，銎式风格南下，二者或略有早晚，至迟约相当于殷墟四期前后，在安阳地区与当地文化因素等融合，形成了与变体的半环形钺有着一定直接关系的器型风格。殷墟西区标本M1713:94[19]即为典型。（图三:3）西周早期的康侯刀亦是相近形制。（图三:4）而经过上述分析，似乎也意味着目前不能以半环形钺作为寻找芮国早期遗存的线索或直接证据。

图三　卷首长体刀

1.老牛坡临72·929　2.绥德所出　3.殷墟西区M1713:94　4. 康侯刀

刘家洼东Ⅰ区墓地春秋早期偏晚阶段的墓葬M49随葬的铜柄铁剑（标本M49:185），其柄部所饰的花格装饰一般被认为是北方与中原文化融合形成的。此件器物与陇县边家庄秦墓出土的铜柄铁剑[20]形制十分相似（图四），当属于文化交流的产物，前者可能来自秦国，或与之有关[21]。

图四　短剑

1.刘家洼M49:185　2.边家庄秦墓出土

（二）兵器功能

东周时期三晋两周地区墓葬随葬的金属兵器主要为实战用器。芮国墓地随葬铜兵器组合以戈、矛、镞为主体，在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墓葬中基本可见，其中戈、镞更为突出。先秦时期的兵器按照实战用途可大致分为格斗类、远射类和护体类等类别，戈可用于近身搏斗，矛为直刺兵器，二者属于格斗类，镞则属远射兵器。再联系车马器和车马坑等的发现以及春秋时期动荡的时代背景，其可能是芮国以戈和镞为主的“车驰卒奔”式作战特点的反映。而所出的部分青铜镞或还具有射礼的功能，从其出土器物的形制和数量等方面也可窥知一二。本文所分C型铜镞标本梁带村M27:859-2、梁带村M28:39-1和刘家洼M49:150，镞身分段，圆锥形顶，形制同于上村岭虢国墓地标本M1705:121。此外，虢国墓地M2001还发现有顶端为方锥体的分段镞，侯马上马墓地也有与之类似的器物。（图五）这类镞目前发现相对较少，其杀伤力相较而言要弱于其他几型，而分段、亚腰的设计便于丝绳缠绕，因此不排除其可作为射礼中用于缴射之镞[22]。

图五　分段镞

1.梁带村M28:39-1　2.刘家洼M49:150　3.上村岭虢国 墓地M1705:121　4.三门峡虢国墓M2001:374-2　5.上马M4078:19-1

除实战功能外，将金属兵器作为仪仗或某种象征物在商周时期十分盛行，其在埋葬习俗中也逐渐被赋予了与身份等级存在一定关联的象征意义。例如，西周时期半环形钺的数量较少，目前所见的10件大多出自侯、伯一级的墓葬，应是重要的权力象征物[23]。而梁带村M502的“对钺”现象，在商代后期高等级墓葬中也较为常见[24]。这些彰显了M502墓主身份地位之高。但值得注意的是，随葬2件钺的M502出土3鼎，而随葬1件钺的M27出有7鼎，后者的墓葬规模也远大于前者。此外，第一等级墓葬梁带村M27（7鼎墓）与刘家洼M1（遭盗扰）分别发现有铁刃铜内戈和铜柄铁矛，而作为第二等级墓葬的刘家洼M49（3鼎墓）也出有1件铜柄铁剑，此类珍贵的铁刃剑（器）可在虢国墓地高等级墓葬M2001（7鼎墓）中见到。这些或也意味着两周之际芮国墓葬中特殊的金属兵器之等级含义与铜礼器之等级含义，并不完全相符或对应匹配。

对于梁带村M27出土的三角形有銎铜戈，依器物造型和相关字形，不排除其可能与文献记载的兵器“我”有关[25]。据学者研究，环銎戈的使用年代主要在商代后期至西周中期，其中大多数为实用兵器，少数造型奇特者或用于仪仗[26]。戈标本M27:818的刃较锋利，其銎上可见布纹痕迹，但由于目前此造型器物发现甚少，且此器物出于春秋早期的芮国第一等级墓葬中，因此对于这件三角形有銎戈的定名和功用等暂无法深入探讨，除了实用兵器外，在此出土情境下，推测其所含礼制性象征意义或许较浓。

（三）相关葬俗变化

毁兵葬俗。西周时期，关中和晋南地区多见砸弯兵器随葬，其中以毁坏铜戈最常见[27]。梁带村北区出土铜戈标本M502:102和标本M502:120的援端或锋部出土时弯向一侧，即应为埋葬时人为破坏所致。从现有资料观察，这种毁兵葬俗在梁带村墓地其他墓葬和刘家洼东Ⅰ区墓葬中基本不见，与该地区毁兵葬俗特征及其从西周中期开始在中原地区急剧减少的发展趋势，应是大致吻合的。

铜兵器的摆放。在芮国墓地同等级墓葬中，兵器摆放葬俗大体一致。在第一等级铜兵器墓葬中，椁室内四周多个方位可能放置铜兵器，梁带村墓葬兵器摆放位置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时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刘家洼东Ⅰ区的大墓被盗严重，目前受限于材料，其兵器在棺椁之间的具体位置无法明确。在第二等级墓葬中，随葬的铜兵器主要位于棺椁之间的东、西两侧，较第一等级而言，陈器位置相对固定。两个等级的铜兵器墓间，随葬铜戈和铜矛的数量差异不大，若将镞、钖、铠甲片等计算在内，第二等级的部分墓葬随葬兵器总数甚至接近或大于个别的第一等级墓。因此，前述两等级墓葬之间兵器摆放位置的差异与随葬兵器数量可能并无明显的必然联系。

此外，通过与周邻封国相关葬俗的比较可知，虢国墓地M2001兵器放置于椁内的南北和东侧，而北赵晋侯墓地大墓的兵器则主要在椁室内北侧，梁带村芮国墓地第一等级铜兵器墓摆放兵器的位置似与虢国墓地的情况更为接近。有研究者就曾根据大型墓器物摆放位置的特征认为，黄河中游地区分为晋文化丧葬习俗区和虢文化丧葬习俗区，梁带村南区墓葬在随葬品摆放方式上与虢文化丧葬习俗区接近[28]。而晋南豫西地区的侯马上马墓地[29]、闻喜上郭村墓地[30]、三门峡上村岭墓地[31]等，年代约当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的、未经盗扰且出1～3鼎的墓葬中，铜兵器大多置于棺椁之间（对于单棺者则指棺外）的东西两侧，个别位于南北侧。故若从兵器摆放位置来看，位于梁带村的芮国第一等级墓葬相关葬俗可能更接近虢国，而梁带村和刘家洼的第二等级铜兵器墓的情况则与晋、虢同类墓之间无明显差异。

鼎簋铜礼器的使用。芮国墓地中随葬铜兵器者，其墓主身份地位往往较高。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偏早阶段，随葬钺、戈的梁带村M502，出土3鼎2簋；随葬钺、戈、矛、镞的梁带村M27为7鼎6簋墓。到了春秋早期偏晚阶段至春秋早中期之际，随葬戈、矛、镞等的梁带村M28，出有5鼎4簋；随葬戈、矛的梁带村M18仅出土鼎1件；随葬戈、矛、镞等的刘家洼M6为3鼎墓；随葬戈、矛、镞等的刘家洼M49出土3鼎4簋。总之，春秋早期偏晚阶段至春秋早中期之际，芮国墓地中随葬兵器的墓葬数量增多，且在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墓葬中均有出现，而前后两大阶段兵器墓以及两个等级兵器墓间在随葬戈和矛的数量上并未有较大的差异。这些可能与时局动荡，战争愈加频繁，芮国对军事的重视等背景有关。

四　余 论

综上，芮国墓地所出兵器的外来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受西部和北部地区文化的影响；而芮国短胡戈、异形镞等形制较特殊的部分兵器，又多与虢国墓地M2001、M1721和M1705等所出同类器物相似，梁带村墓地大型铜兵器墓的兵器陈葬方式也更接近后者；春秋早期偏晚阶段刘家洼墓地存在较明显的秦文化因素兵器。从出土的铜容器看，西周晚期时芮国同晋国等关系较为密切，而芮国墓地所反映的这些军事信息体现出芮在一定时期分别和虢、秦等在军事上存在相对紧密的联系，本文也试将之与相关史料进行整合。

两周之际的芮国尚具有一定的国力。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晋武公元年（前715年），尚一军。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32]春秋早期虢、芮等曾联合干涉晋国内乱，《左传》载桓公九年（前703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33]，虢国还曾多次侵晋。年代约在春秋早期偏晚阶段的梁带村M18，墓主额骨中部有长方形创口，经人骨鉴定分析，可能是某种直线型有刃武器造成的损伤，该个体受伤后还存活了一段时间[34]，而该墓出土的虢季鼎与虢国墓地M2001虢季鼎近同，表明该墓主可能参加了这一时期虢芮的联合战争或相关行动，并获得了来自虢国的赏赐品。这些既表明了此阶段芮国仍较为强大，又展现出这一时期芮和虢在军事层面较为紧密的联动。

此外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在晋武公七年（前709年），“芮伯万之母芮姜逐万，万出奔魏”，次年冬，虢国随王师捉拿了芮伯万，再次年，芮伯万被戎迎于郏[35]。而芮与秦的交往始见于《左传》桓公四年（前708年）“秋，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36]，结合桓公十年（前702年）“秦人纳芮伯万于芮”[37]，并将公元前709至前702年关于芮的文献记载进行梳理，可知芮伯万应属亲秦势力，其被逐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秦芮交恶。而王师虢师执芮伯万，在某种意义上也当是对秦侵芮的一种反制[38]。桓公十年“……王师伐虢。夏，虢公出奔虞”[39]，时年秋，芮伯万被秦人送回芮，也应与此时期虢国的实力减弱、自顾不暇等不无关系。自此，秦芮之间的联系变得密切，文献中不乏芮伯朝秦的记载。刘家洼遗址中秦文化因素或风格存在的历史背景即应大致如此。

[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19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7(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7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7(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6发掘简报[J].文物，2008(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韩城市梁带村芮国墓地M28的发掘[J].考古，2009(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梁带村芮国墓地——二〇〇七年度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馆.金玉华年——陕西韩城出土周代芮国文物珍品[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澄城刘家洼春秋芮国遗址东Ⅰ区墓地M49发掘简报[J].文物，2019(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澄城刘家洼芮国遗址东Ⅰ区墓地M6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9(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澄城县刘家洼东周芮国遗址[J].考古，2019(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梁带村芮国墓地——2005、2006年度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本文所引梁带村墓葬和刘家洼墓葬的资料，未特别注明者均出自上述发掘报告和简报，并以发掘报告为准。

[2]简报未公布此器物图。

[3]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J].华夏考古，1990(2).

[4]沈融.试论三角援青铜戈[J].文物，1993(3).

[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33.

[6]沈融.一组外流中国青铜兵器评述[J].中原文物，1995(2).

[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崇信于家湾周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75.

[8]例如竹园沟M7:149和M7:152。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115.

[9]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图版贰肆-4.

[10]杰西卡·罗森，张经.异域秩序：西周晚期和东周早期的礼俗[C]//早期中国研究（第2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11][14][23]严志斌.叶家山曾国墓地出土半环形铜钺及相关问题研究[J].考古，2015(5).

[12]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J].考古学报，1977(2).

[13]张昌平.论半环形钺及其文化背景[C]//两周封国论衡：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5]胡子尧，井中伟.黑豆嘴半月形有銎钺来源探析[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1).

[16]保全.西安老牛坡出土商代早期文物[J].考古与文物，1981(2).

[17]马润臻.绥德发现两件青铜器[J].考古与文物，1984(2).

[18]高西省.商周长体刀及相关问题[J].中原文物，2003(6).

[19]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J].考古，1986(8).

[20]张天恩.再论秦式短剑[J].考古，1995(9)：图一-1.

[21]王建峰.东迁：两周之际政局变革的考古学观察[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123-124.

[22]程刚.缴射新证[J].考古与文物，2012(2)；聂卓慧.三晋两周地区东周时期墓葬出土兵器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57-59.

[24]郭妍利.商代青铜兵器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51.

[2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7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7(6).

[26]程永建.试论有銎铜戈[J].华夏考古，2001(2).

[27]张明东.商周墓葬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49.

[28]祁冰.陕西地区西周墓葬随葬品摆放位置研究[D].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73-74.

[2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马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176-192.

[30]朱华.闻喜上郭村古墓群试掘[C]//三晋考古（第一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76年闻喜上郭村周代墓葬清理记[C]//三晋考古（第一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闻喜县上郭村1989年发掘简报[C]//三晋考古（第一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3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28-41.

[32]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73.

[3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125.

[34]陈靓，郑兰爽，孙秉君.陕西韩城梁带村墓地出土人骨的病理和创伤[C]//两周封国论衡：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61-267.

[35]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74.需要注意的是，《左传》中记载的是“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万以归”。学界对此产生了执芮万者是虢还是秦的不同看法。但从地理位置看，前者观点可能更准确。下文也有相关补充分析。

[3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101.

[37][3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128.

[38]孙庆伟.由物见人：芮国玉器折射出的芮国史事[C]//两周封国论衡：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43-160.

作者：祁翔（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赵丛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来源 |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